Thursday 28 March 2024
RFA评论 | 程晓农:中共拉下“铁幕”
一、当年赵紫阳打破领导人不接触记者的惯例
中共安排总书记和总理与记者见面或答记者问,始于赵紫阳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领导机关活动开放”这个提法。这一新说法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1986年提出来的政治改革口号有一点相似。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口号是“政治开放”(俄文是гласност,英文译意为openness),这个口号意味着,松动共产党传统的“铁板一块”式统治。
1987年邓小平指定赵紫阳从总理改任总书记,十三大通过的赵紫阳对大会的报告里,第五部分是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中共的国家体制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所谓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顾名思义,全国人大的地位高于国务院,国务院受全国人大监督。而在现实政治中,全国人大这个宪法上写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上面还有一个宪法上没写的“国家更高权力机关”,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一样,都在中共中央的指挥之下,分工负责,各管一摊;而且,全国人大对国务院工作的监督,只不过是“演戏”而已。
那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在中南海的南区和北区办公,全国人大在人民大会堂南楼办公。中南海与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玉泉山这几个地方,平常是完全对外封闭的,连电话系统也是专用的(即39局,电话号码开头两位数是39)。
所谓的“领导机关活动开放”,并不是指上述的中央领导机关对外开放参观。事实上,从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之后,1980年起中南海南区毛泽东文革前的住处丰泽园,早已内部开放供参观,但参观票只发给政府机关。丰泽园的西面就是总书记的办公地点勤政殿,参观丰泽园的游客可以走到勤政殿东侧小会议室的窗外;游客们不知道窗内有什么人,但会议室里开会的人,可以听到窗外游客们清晰的聊天声。
赵紫阳的“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实际上是指政治意义上的总书记、总理与中外记者接触,为的是借中外媒体记者的报道,让读者对中共党政领导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个措施打破了此前记者无法直接接触中共党政领导人的惯例。
二、总理记者会的由来
作为中共中央这个领导机关活动开放的举措,十三大闭幕当天,赵紫阳作为新任总书记,首度带着政治局常委与各国记者见了面;他在记者群里聊天,得到了外国记者的好评。此后,新任总书记与记者的见面会就成了惯例。而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这两个领导机关便也要有所安排,以显示其“活动开放”。因此,1988年4月13日人代会结束时,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召开了新任总理李鹏的记者问答会,四百多名中外记者参加。
从中共建立政权到1986年,人代会开会期间,从来没有总理召开记者问答会这样的安排。1988年的第一次总理记者问答会之后的几年里,因为六四的关系,有四年没有举办;1993年以后才制度化了,年年都有总理记者问答会。中国媒体对这样的记者会的称呼是记者招待会,其实并没有任何招待,故笔者称其为记者问答会。另一方面,我之所以强调这是个记者“问答”会,是因为“问答”当中有玄机。
总理记者会并非由总理整场都即兴答问,而是一场假戏真作的“剧场演出”。虽然收到记者问答会请柬的外国记者很多,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跑龙套”的,不管举多少次手,都是白搭,因为记者会主持人“眼拙”,“看不见”这些“龙套”们。真正能开口提问并得到总理答复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角儿”。
国内有媒体为总理记者会的“假戏真演”缓颊称,“1998年朱镕基让一身红装的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提问,之后的总理记者见面会,女记者们都会精心打扮,力求‘醒目’获得提问机会”。其实,女记者们无论怎么打扮,都是瞎耽误功夫;谁是“角儿”,人大办公厅新闻局的记者会“剧本”上有“出场顺序”,早就写得一清二楚了,包括吴小莉的“一身红装”,也是写在“剧本”里的。
就像所有的剧场表演一样,总理记者会这“剧场演出”,偶尔也有“小穿帮”。有一次,记者会主持人按照脚本念,第几排那位穿深色西装的先生请提问,结果是一个身穿白衬衫的外国记者站起来回应。原来,那天天热,这位记者把西装脱掉了;而主持人点名之前忘了先看一下,于是,站起来的人所穿衣服跟脚本上写好的不一样。如此之“剧场演出”,其中之假,中国记者当然不敢揭穿;外国记者则害怕失去驻京机会,也会十分配合。
很多“跑龙套”的记者认为,中国的总理记者会越办越开放,会有记者问一些像总理的个人心境之类的问题,然后像温家宝就引古诗作答,显得既高雅又轻松。其实,那些内容都是脚本里事先写好的,并非总理出口成章。
三、总理记者会的“剧场演出”
编写总理记者会的“问答”脚本,始于第一次总理记者问答会,乃出于李鹏的需要。他是陈云、邓颖超等人提拔起来的技术官僚,在苏联接受过电力工程方面的技术教育;然而,李鹏不但完全不懂市场经济,连计划经济的概念和词汇都不懂。陈云安排此人担任总理,正是看重他不懂经济的特点,这样就可以让陈云的亲信、保守派副总理姚依林实掌经济大权,从而按照陈云的意图,捍卫计划经济制度。
由于李鹏比较笨,反应慢,他怕记者自由提问时会答不出来或讲错话,所以记者问答会,就变成了事先安排好的总理与记者一起“登台”的“演出”。此“演出”事先要“彩排”,其具体程序是,会前由外交部新闻司选几家中共官媒记者和外国记者,事先让记者把问题交上去;由外交部和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修改好记者提问的问题后,再把改过的问题发回给记者;同时,按照这些中央领导机关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给总理准备好回答的脚本。
记者问答会召开时,被指定的记者要坐到事先规定好的某排之特定位置,穿好事先商定颜色的服装。记者问答会的主持人则按照预先拟定好的提问顺序,假装从许多举手提问的记者当中,指定某排某位置穿某个颜色西装的中国或境外记者提问。被内定安排的那个记者被点到之后,就乖乖地照事先被官方修改好的问题来提问。而总理则按照桌子上放着的答问脚本,假装即兴答问。
李鹏之后的总理们可能觉得,自己不像李鹏那么笨,不愿意完全照稿“演”,有时会即兴发言,讲几句脚本上没写的话。这样一来,对外国记者来说,新闻就来了;即兴讲的话里,可能找得到写新闻的由头。面对“铁桶般封闭”的中共高层,外国记者当然非常看重这样的机会,因为,总理答问中的即兴讲话,毕竟是一个了解中共高层政治的难得之“窗口”。
四、“最高权力机关”被下属指挥
如果说,人代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只是一场假戏真作的“剧场演出”,那人代会本身就更是不折不扣的“剧场演出”了。而全国人大的“剧场演出”过程中,还体现出“权力”的颠倒。
笔者在这里写的最高权力机关被颠倒的“权力”,首先是指,少数被上面圈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代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其次,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其实也没有权力,指挥他们的,实际上是名义上为他们服务的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因此,实际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是掌握在全国人大下属的办公机构手里的。
每年一度,中共会召开所谓的“两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大会。全国人大有所谓的参政议政任务,全国政协只不过是陪衬,让政协委员们发表一点不痛不痒的意见,提一点无伤大雅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每年只开一次全体大会,为期约一到两周,自然无法经常行使其功能;因此,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的常务委员们,每两个月左右开一次会,真正经常议论国事的,其实是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名义上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常务机构是人大常委会;但事实上这两个机构都不能自我做主,而人大常委会名下的办公厅,其实才是真正的管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门。
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厅实际上不是听命于人大常委会委员们的集体意志,而是直接听命于中共中央。除了中共中央通过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达人代会或人大常委会按期通过某项法律的指令,国务院分管的业务,从来都是每年人代会时,拿总理工作报告、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最高检、最高法的报告来,让人大代表同意而已。
人代会和人大常委会并没有正式的质询程序。对这些报告,人大代表开会时,名义上是分组审议,但代表们发言中往往都会说,学习了总理工作报告,有哪些体会。所以,人代会开会必然是沉闷的,外国记者找不到新闻。
从本质上讲,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其实也像总理的记者问答会一样,从来都是按照办公厅事先编好的“脚本”,中规中矩地扮演“政治演员”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它不仅是中共手里的“橡皮图章”,甚至这些代表们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手里的“橡皮图章”。因此,外国媒体就算能采访到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委员,也很难获得什么有价值的新闻线索。
五、中共拉下“铁幕”是“刺猬战术”
中国每年的人代会,包括总理记者会,既然本来就像一场排练过的“剧场表演”,其实新闻价值不大,那为什么外国记者还是特别期待呢?因为,总理记者会总算是一个“封闭房子”里唯一的“窗口”,而且一年只开一次。即便外国记者问不出什么想知道的答案,但至少这“窗口”还会打开;而打开“窗口”本身的象征意义是,中共或许还不至于取消赵紫阳“提高领导机关活动开放”这个说法。尽管从李鹏开始,这个“开放”就变了味儿,记者们唯一的指望,只能是总理们的即兴讲话。
然而,今年习近平把这个“窗口”关掉了,这个举动表明,中共要对外取消极为有限的所谓“透明度”,相当于在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拉下了隔离中国的“铁幕”,恢复“铁板一块”的共产党统治。赵紫阳当年的“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其本意是为了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那这一次习近平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中共面对的时势变了,中共感觉到“透明度”伤到自己了。
中国面对的局势之变,起源于中共2020年初点燃的中美冷战。自此,多年的“韬光养晦”结束了,而张牙舞爪、对外树敌、破坏国际秩序和东亚和平的真面目暴露出来了。这样,中国的国际关系便日益恶化,不需要、也不可能继续戴着“熊猫”面具了。
而美国作为中美冷战中被中共瞄准的假想敌,不得不开始加紧备战,同时不断升级对中国的晶片制裁,以便阻止中共提升军用装备的高科技能力;美国还在进一步防堵中共继续盗窃美国的各项技术的明里暗里的花招,防范中共的黑客对美国民用供水、供电系统的入侵。
中共领导人、中国军方以及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美国的这些反制措施就是所谓的“冷战程序(cold war protocol)〞,是在美苏冷战时代的几十年里积累起来的经验。对美国来说,重新启用这套程序,并不复杂;比较难一点的是,如何引导经济全球化的供应链调整布局,实现多元化和分散化,避免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拘束了美国的战略决策。
从中共派出海军舰队到中途岛海域挑衅开始,到中共高调宣布,要占领南海的大部分公海,用作对美发射洲际核导弹的“深海堡垒”,它自以为得计,是所谓的“东升西降”。其实,这样的动作,下意识里全都是套用苏联当年在苏美冷战中玩过的把戏,只是换了个地理空间罢了。
中共显然对“冷战程序”非常陌生,它根本就没想到,点燃冷战之后,会要面对美国的“冷战程序”,因此也就毫无准备。一开始,中共是在中美高层外交官的谈判桌上厉言训话;同时又加快航母舰队的建设,升高武力对抗的态势。这是毛泽东当年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当中用过的策略。然而,老毛的套路早就过时了,行不通了,其中的道理,我以后再找机会说明。
随着美国加快“冷战程序”的实施,中共感觉到了明显的压力,于是就本能地采用了国际政治上的“刺猬战术”,即“团成一团,以一身刺来防范”,拉下“铁幕”就是“刺猬战术”的典型操作。
六、躲在“铁幕”的背后
“铁幕”这个词是美苏冷战时代的历史名词;而在亚洲,美苏冷战时期对应于铁幕的名称是竹幕。所谓的“铁幕”是一个比喻,它意味着政治上对西方的高度封闭,同时收紧边境的自由出入,军事上则与西方展开持续的军备竞赛。铁幕的真正功能是,蒙住共产党国家民众的眼睛和耳朵,捆住他们的脚,苏联集团就是这样来维持统治的。其实,可以讲,共产党国家面对自己点燃的冷战,它也有“冷战程序”,那就是拉下“铁幕”,同时加紧扩军备战。因此,冷战一旦开启,就不会中止,因为双方的核威胁始终存在。
二战后的德国,按照盟军各国的协议,分别由苏、美、英、法四国驻军占领。当时,苏联占领区建立了共产党政权,而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则组建了跨占领区的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于是就形成了东德和西德两大块。德国旧都柏林市也分为东柏林和西柏林,西柏林的周围被东德所包围。
本来,这样的行政划界并不必然造成东德和西德之间、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的隔绝,因为战后在东西德之间、东西柏林之间,边界是开放的。但很快就有大批住东德的人,因为向往西德和西柏林的民主自由,移民到西德和西柏林去了。留在东德的技术和文化精英越来越少,象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父亲特地从西德搬到东德去住,那是少数。
为了阻止东德人的逃离,苏联当年拉下“铁幕”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修筑柏林墙。东德修筑了柏林墙,再把这样的边界隔离设施延伸到东西德之间所有的边界上。但这仍然挡不住东德人逃往西德,如果去参观柏林墙博物馆,就可以看到,东德人被柏林墙挡住以后,挖空心思,想了各种办法外逃,有造气球载人飞过去,有挖地道钻过去的,还有从界河的水下潜水游过去的。
就这样,苏联集团和西欧国家的边界上,出现了铁丝网、地雷带和机枪自动射击带,岗楼林立。这一切全都建在东德边界靠内的一侧,目的是防止东德人外逃。而西德这一侧,则没有围墙、关卡,更没有哨兵或地雷阵。我多年前曾接受本台的采访,并在视频节目中提供了一些东德边界和柏林墙的照片。
从此,苏联集团的民众再也不能自由出入了,当局还用电讯干扰西欧的广播节目,查禁来自西欧的出版物,既封锁资讯外传,也防范外部资讯传入。美苏冷战时期,亚洲的共产党国家与非共产党国家之间,人员往来和资讯流通也基本上断绝了。中共虽然保留了一个窗口香港,但民众除了偷渡,无法进入香港,中国境内也基本上很难获得外部资讯了。
中共会为了生存而改革开放,但一旦遇到困境,它一定会拉下铁幕,隔离内外,以图存活。因此,改革开放并非不可逆的历史进程,中共拉下“铁幕”之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会越来越疏离,越来越对立。面对一个躲在铁幕背后龟缩着的红色政权,国际社会了解它的难度会大大增加,但铁幕内的政权之存活难度也大大增加了。
当年苏联的“铁幕”围墙最终是如何破口的?原因之一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放弃了冷战;另一个原因则纯属偶然,东德共产党当局一时口误,开放了柏林墙,马上东德人就冲到西德去狂欢,东德便垮了,然后其他东欧的红色政权也垮了。铁幕救得了共产党政权一时,却救不了共产党政权长久,这就是历史事实。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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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台湾需要对金门事件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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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湾海峡风波不断。2月14日,一艘中国籍无船名快艇驶入金门北碇岛附近限制水域,从事捕捞作业。台湾海巡署出面驱赶,快艇见状逃逸,过程中与海巡署舰艇发生多次碰撞,导致船上四名船员落水,海巡署将四人救起后,其中两人不治身亡。仅一个月后,3月14日,中国籍渔船“闽龙渔61222”在金门东碇岛附近海域沉没,六名船员落水。经两岸合作救援,两人获救,两人遇难,两人失踪。短短一个月内金门海域频繁发生渔船事故,这绝对不是偶然,背后反映出中共台海战略的变化,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首先,这两起渔船事故,充分说明了中共在台海的战略,已调整为以切香肠的方式步步推进,金门渔民不断落海,就是一个下手比较重的切香肠的动作。实质是通过分阶段背弃约定,制造新的既成事实,逼迫对方接受,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共当局对台湾采取的,正是这样的策略。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金门并不是唯一发生事端的地方。3月14日,就在金门沉船的同一天,另一艘中国籍渔船“闽连渔60911”一名船员在马祖附近限制水域发生落海意外,14日晚间11时左右中方通报连江县政府,马祖海巡队0时30分左右派出三艘船舰协助搜寻。在这之前,3月6日,经台湾海巡署证实,三艘中国渔船非法进入苗栗外海六海里处捕鱼,海巡署随即派出海巡舰驱离,因海象恶劣,出于安全考量将海巡舰撤回,同时通报附近的宜兰舰前往驱离。隔天两艘渔船自行离去,一艘渔船遭宜兰舰驱离。此外,中国出动清淤船在刘五店航道清淤,航经金门限制海域,遭到台湾方面驱离。这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共在台海问题上有了新的部署,未来将有新的动作。利用平民打头阵也符合中共一贯的作风。比如辽沈战役时中共就是驱赶普通百姓走在队伍前面,国民党投鼠忌器不敢开枪,然后中共正规军就一拥而上。这次2.14金门渔船事故,获救的两人来自四川和贵州,属于内陆地区,当地人对海洋并不熟悉,竟然会到福建当了渔民,实属少见。总而言之,对于这些挑衅行为,国际社会和台湾朝野,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应当予以强烈反应。
第二,金门事件中方的目的,在于打破两岸以往形成的默契边界,利用平民只是试探底线,最终是要将事件政治化,借以扩张自己的权力。2月17日,国台办发言人称,厦金海域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2月18日,中国海警宣布将在厦金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活动。隔天,2月19日下午,一艘金门游轮遭到中方强制登船临检约30分钟。3月14日中国渔船沉没,两岸积极合作搜救,积累善意之际,16日上午四艘中国海警船编队就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停留约1小时。可以想象,如果中共利用此次金门纠纷,实现了海警船在金门海域的常态化执法,下一步很可能就是越过海峡中线,逐步蚕食台湾的主权,威胁台湾本岛。所以,海警船很可能成为日后中共武统台湾的特洛伊木马,值得台湾高度警惕。
最后,赖清德当选以来,中共表现极其平静,与蔡英文当选时和佩洛西访台时的反应截然不同,这样的平静表面看是好事,但回顾历史作为对比的话,其实显得十分不正常。从金门的动作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520赖清德就职典礼前,中方很可能会有大动作,现在的一系列海上摩擦,恐怕只是大动作的热身准备,台湾应该做好思想准备。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4/03/blog-post_474.html
已知的被归咎于中国的黑客网攻
来源:
法广
美国司法部3月25日控告七名中国男子实施大规模“恶意”网络攻击活动。这七位中国公民分别是:38岁的倪高彬、34岁的程锋(Cheng Feng)、34岁的熊旺(Xiong Wang)、38岁的孙小辉(Sun Xiaohui)、38岁的彭耀文(Peng Yaowen)、38岁的赵光宗和37岁的翁明(Weng Ming)。 ©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一些西方国家指责被认为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在全球范围内针对批评中国政府的人士、民主机构和一系列敏感领域的公司发动网络攻击。英美3月25日同时指控七名“中国黑客”长期“恶意”实施网络攻击。美国称,受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行动是全球最大的网攻行动,北京一直否认参与其中,称来自西方国家的指责“毫无根据”,同时反指美国发起了许多网络间谍行动。
下面是法新社列举的归咎于中国的网络攻击行为:
“持续的威胁”
根据华盛顿,对于美国政府和美国私人领域,北京代表着“最大、最活跃、也是最持久的网络攻击威胁。”
一些西方研究人员和情报专家认为,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黑客越来越具有渗透敌对国家网络体系的能力,其最重要的目的旨在获取商业秘密。
根据美国政府以及媒体公布的消息,一些中国间谍不仅成功地潜入了美国能源部以及相关领域的系统,也渗入美国的通讯企业和大学。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成员Benjamin Jensen表示,北京与21世纪发生的90起重大网络攻击有关,这个数字比俄罗斯高出30%。
多发密集攻击
星期一,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七名中国人实施了一项长达 14 年的 “多发性全球黑客行动”,旨在为中国政府的 “经济间谍和搜集外国情报 ”服务。一个名为 APT31 的黑客组织被指是这一 “网络间谍计划 ”的幕后黑手,华盛顿认为该计划是由中国强大的国家安全部从武汉市发起的。
据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丽莎-摩纳哥(Lisa Monaco)称,APT31黑客组织向美国和国外的公司、政治家、选举候选人和记者发送了 1 万多封恶意电子邮件。可能危及了 “数百万 ”美国人的电子邮件地址、云账户和电话号码的安全。
英国政府指控同一组织已将其选举委员会和批评中国政府的议员作为攻击目标。而新西兰是西方国家中最亲中国的国家之一,该国也指责另一个与北京有联系的组织 APT40 在2021年侵入了议会负责起草和发布法律的办公室计算机系统。
网络间谍活动“走向成熟”
在英美等国本周提出上述指控之前,今年2月,中国技术安全公司安洵(I-Soon)大量内部文件外泄,曝光该公司的黑客入侵十多个国家的政府网络,渗透社交媒体账户,并攻击个人电脑。据西方专家称,此次泄密事件证明,安洵公司 有能力进入任何外国政府系统、社交网络账户和个人电脑。
据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SentinelLabs 和 Malwarebytes 称,这一事件表明,来自这家与中国政府竞标公共合同的私营公司---安洵 公司的黑客已经危害了十多个国家政府的 IT 安全。研究人员称,安洵还渗透了香港的“民主组织”,以及一些国家的大学和北约机构。
SentinelLabs 分析师认为,这次重大泄密事件表明,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已经 “走向成熟”。
攻击基础设施
10 月,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情报部门组成的 “五眼 ”联盟的情报负责人首次会面。会议议程:中国。
据专家称,中国政府的目标正在发生变化。例如,今年 5 月,微软侦测到伏特台风组织( Volt Typhoon) 对美国关键通信基础设施的攻击,并指其黑客与中国有关。11 月,微软声称,“伏特台风 ”正寻求改进其方法,特别设定大学为其攻击目标。
美国当局表示,他们已经清除了该组织黑客引入美国路由器的恶意软件。詹姆斯敦基金会成员、前美国外交官马修-巴西(Matthew Brazil)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描述了一场高度复杂的行动,可能是由 “专门从事网络入侵的承包商 ”实施的。
“黑客帝国”
美国方面,长期以来一直拥有针对中国的情报技术,包括间谍和拦截技术以及线人网络。华盛顿在这场网络战争中的行动,如网络间谍和黑客攻击,都有据可查。
每当中国因其黑客攻击外国政府和机构而受到指责时,中国都会立即举出华盛顿的例子,指其是 “世界上最大的黑客帝国”。
中国政府断然拒绝任何关于参与针对外国实体的黑客攻击活动的指控,并将微软 5 月份的预警报告描述为 “极不专业”。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03/%E5%B7%B2%E7%9F%A5%E7%9A%84%E8%A2%AB%E5%BD%92%E5%92%8E%E4%BA%8E%E4%B8%AD%E5%9B%BD%E7%9A%84%E9%BB%91%E5%AE%A2%E7%BD%91%E6%94%BB.html
Wednesday 27 March 2024
莫斯科恐袭案让俄罗斯情报机构尴尬
法广
俄罗斯国家安全在拘留批评普京的反对者方面一直非常有效,但莫斯科附近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却让人们对国家安全措手不及惊讶与生气,并引发了人们对安全措施的优先事项、资源和情报收集产生质疑。
路透社今天报道称,莫斯科枪击事件给俄罗斯情报机构带来了尴尬。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是苏联时代克格勃的主要继承机构,现在的职责主要是追捕俄罗斯境内的乌克兰破坏分子、控制反克里姆林宫活动人士以及扰乱敌对国家情报机构的运作。
美国前情报官员和西方安全分析师表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可能忽视了其他威胁,包括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的ISIS-K等伊斯兰激进分子所构成的威胁。
曾任中央情报局莫斯科站站长的前中央情报局高级行动官员丹尼尔·霍夫曼告诉路透社,“你不可能包揽一切。”他认为,“当你加大了对当地人的压力,有时你就无法获得有关潜在恐怖袭击的情报。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地方。”
霍夫曼说,“他们可能在处理乌克兰战争和政治反对派方面做得太过分了。这一次恐怖袭击却被忽视了。”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报告,周五的音乐厅袭击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枪手小心地隐藏了武器。
普京周一说,发动此次袭击的是激进伊斯兰分子,但他表示,俄罗斯仍想了解是谁下令实施这起袭击。普京直说乌克兰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
乌克兰否认有任何参与。
当周一被问及此次袭击是否代表情报部门失败时,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与西方的对峙意味着情报共享不再像以前那样发生。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说:“不幸的是,我们的世界表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免受恐怖主义威胁。”他还说,俄罗斯情报部门为保卫国家而不懈努力。
尽管如此,周五的枪击事件导致至少 139 人死亡、180 人受伤,这破坏了普京对俄罗斯人民的长期承诺之一:确保稳定与安全。
这也震动了俄罗斯首都的一些居民,尽管偶尔会遭到无人机袭击,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受到乌克兰战争暴力的影响。
普京是前克格勃官员,本月早些时候又赢得了六年的总统权力,他以前也经历过类似的危机,现在他对权力的控制没有受到明显的威胁。
从他之前的行为和周六的声明来看,他的回应将以更大的力度应对。
因袭击事件而被拘留的 11 名男子中,有 4 人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并在接受审问后出庭:其中一名显然耳朵不见了,另一名坐在轮椅上,一些杜马议员呼吁重新恢复死刑。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拒绝回答记者关于他们是否遭受酷刑的问题。
这些人是否如激进组织和西方所断言的那样是受伊斯兰国指派的,或者是否像普京暗示的那样与乌克兰有某种联系(基辅断然否认),但有一些警告信号似乎并未被留意。
安全分析人士表示,袭击和逃跑的方式证明肇事者事前对该地点进行了广泛侦察,俄罗斯媒体公布了一名枪手早些时候到访的闭路电视录像。
3月7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向美国人发出安全警报,告诉他们“正在监测有关极端分子即将计划针对莫斯科大型集会(包括音乐会)的报道”。
3 月 19 日,也就是大屠杀发生的三天前,普京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驳斥了西方国家关于恐怖行为的“挑衅性”警告。
普京说:“所有这些行为都类似于公然的勒索,其目的是恐吓和破坏我们社会的稳定。”
路透社引述纽约新学院国际事务教授尼娜·克鲁什切娃 (Nina Krushcheva) 表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似乎已将伊斯兰国纳入其监视范围。但她表示,普京认为俄罗斯陷入了与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的生存斗争,这使得莫斯科很难从表面上接受美国的安全警告。
克鲁什切娃说,“存在很多不信任。美国并不是没有卷入过错误信息。”她说,“在普京的世界里,这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普京称西方想要削弱并摧毁俄罗斯。普京当然不会相信美国的情报警告,因为他从自己的克格勃背景中知道美国怎么做假旗操作。”
约翰·西弗 (John Sipher) 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秘密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他表示,他认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可能已经失败了,因为它太忙于关注对普京及其政府的政治和其他威胁。西弗说:“俄罗斯安全部门更多的是保护克里姆林宫,而不是保护人民。”他预测普京现在将利用这次袭击来为某些新行动或针对西方和乌克兰的行动辩护。
3 月 2 日,俄罗斯南部发出了另一个警告,当时 FSB 特种部队击毙了 6 名枪手,他们确认这些枪手是伊斯兰国成员。其中三名男子被列入联邦通缉名单,武装分子去年杀害了三名警察。联邦安全局发现了武器藏匿处。
3 月 7 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它阻止了伊斯兰国组织策划的莫斯科犹太教堂袭击事件,袭击者已在枪战中被击毙。
圣战运动研究员里卡多·瓦莱 (Riccardo Valle) 表示,3 月 2 日的事件应该引发警示灯。瓦莱在电话采访中表示:“我认为,俄罗斯安全部队发现俄罗斯境内有一个伊斯兰国网络,而且该网络强大,能够获取武器并对特种部队进行强有力的抵抗,这一事实应该引起莫斯科安全机构的警惕。”
总部位于伊斯兰堡的研究和新闻平台《呼罗珊日记》的研究主管瓦莱说:“也许确实如此,但他们未能及时阻止袭击。”他表示,从 ISIS-K 之前的声明和袭击(包括 2022 年对俄罗斯驻喀布尔大使馆的袭击)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该组织的目标是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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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6 March 2024
网络攻击:美英指责中国当局领导着一个重要的黑客团体
3月25日星期一,美国和英国再度指控中国针对西方议员、基础设施和反对派人士发动网络攻击,并认为,“APT31”是中国情报机构—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下属团体。
法国世界报北京通讯员哈罗德·蒂博(Harold Thibault)周二撰写文章,报道3月25日星期一,美国和英国再度指控中国进行网络攻击,并提供了有关中国主要黑客团体之一“APT31”的前所未有的细节。美国和英国认为,“APT31”是中国的情报机构—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下属团体。
美国司法部和财政部谴责十四年前启动的间谍团体后来瞄准了在海外的异见人士、与中国利益相关的公司、美国基础设施以及西方政治领导人和政党。美英宣布对七名居住在中国的人提出起诉,并制裁武汉晓睿智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天,英国政府指控7人中的两人以及晓睿智科技有限公司在2021年8月,参与了对英国选举委员会计算机系统的黑客攻击,这次行动可能让他们访问了大约4千万人的个人数据,以及43名议员的电子邮箱,这其中包括保守党前领导人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的电子邮箱。英国副首相奥利弗·道登(Oliver Dowden)在议会前表示说:“这是中国一系列敌对行为中的最新一起,谴责这些行为是我们防御战略的一部分。”就此,英国也召见中国驻伦敦大使。
根据美国司法部,在网络安全领域被称为“APT31(高级持续威胁31)”的攻击者,是一个由湖北省国安厅领导的网络间谍组织,它负责收集外部情报、进行反间谍活动以及进行部分的中国政治监视行动。2010年,湖北省国安厅成立了一家幌子公司,这就是“武汉晓睿智公司”或称“武汉XRZ”,该公司拥有网络情报特工和分包运作的黑客,进行了大规模的黑客攻击行动。
“众多的法国实体”
法国世界报的相关文章表示,APT31的目标很多,尤其包括对中政策跨国联盟的欧洲议员。对中政策跨国联盟由批评中国政权的西方国家的众议员和参议员组成。根据华盛顿,2018年6月至9月期间,APT31的成员发送了超过1万封欺诈电子邮件,目标是白宫及美国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司法官员的配偶以及众多的参议员。此外,好几家为国防部供货的公司也是目标。
2018年,武汉晓睿智公司的“员工”攻击了一家位于德克萨斯州的能源公司,获取了访问这家公司的网络的权限。一月份,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警告说,中国正在积极尝试入侵美国的电网、石油管道和供水系统。他认为,中国正在寻求装备自己以便散播混乱,目标是,一旦台湾海峡发生冲突,美国公众舆论由于非常希望恢复自己国内的基本服务,从而让华盛顿放弃向台湾提供援助。
根据美国方面的起诉书,遭武汉黑客入侵了的公司名单很长:有一家为军方提供飞行模拟器的俄克拉荷马州的公司、一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在软件和IT服务领域是领头羊的美国公司、一家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全球无线技术领域的重要企业,以及一家从事多元素身份验证的专业公司......
2023年3月,比利时网络安全部门已经指出,APT31在让议员塞缪尔·科戈拉蒂(Samuel Cogolati)受害的网络钓鱼行动中负有责任,该议员曾起草了一份决议,涉及针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反人类罪”。2021年,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曾谴责说,“一场大规模的攻击行动触及到了众多的法国实体,(黑客们)在进行侦察和攻击行动之前,破坏了路由器,将之用作匿名的中继站”。
周二,中国否认了伦敦和华盛顿的新的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北京“已向美国及有关方面提出了坚决的抗议,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路透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英的黑客指控是“政治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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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又提“十里山路不换肩”?
法广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结束两会后,近日赴湖南考察,并在长沙主持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国官方所释出的会议内容中,当习近平在听取湖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主动提及了自己广为人知的扛200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神话。
据新头壳今天报道称,习近平又提“十里山路不换肩”传说,全因爱惜粮食换肩抖一下会抖掉一些粮食。
该报道说,习近平2003年于浙江省委书记任内,接受中国官媒央视《东方时空》访问,谈及往昔下放陕西农村,曾“下雨刮风在窑洞里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还要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到后来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
该报道称,但2017年中国官媒再度发布习近平不换肩的相关新闻时,曾被调侃太过吹嘘。
该报道指中国官媒新华社称,习近平3月21日上午在听取湖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从粮食安全谈到粮食的损失浪费问题,习近平叙述,“我在农村插队(农村生产队)时,扛麦子都不能换肩,换肩抖一下,麦子就会掉下来浪费了。现在粮食损失有不少在机收上,要改进机械,避免粗放作业。”
新头壳说,扛200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有多困难?事实上,台湾知名健身YouTuber健人盖伊曾在2020年拍摄影片执行这项企划,并找来同样有健身的好手一同挑战,三人在阳明山上的擎天岗大草原开始,未料,走到一半时竟连扁担都断裂,且最远只能走20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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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通过决议首次明确要求加沙停火
美国投弃权票让联合国安理会首次通过决议明确要求加沙停火,同时无条件释放人质。另外法国各大报报道法国高度警戒把反恐安全提升至最高级别。
加沙停火决议
经过5个月18天的秘密谈判和6次提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终于在 3 月 25 日星期一就呼吁以人道主义为由结束加沙地带暴力的草案达成一致。
联合国安理会表决通过一份要求立即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4票赞成,美国弃权。这是自去年10月7日以来,首次在安理会决议中明确要求停火。
此前在华盛顿曾经三次否决、莫斯科和北京两次否决之后,安理会终于通过了这项决议。
《解放报》指出本次通过的停火决议一些内容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谈判,该草案是由安全理事会的十个非常任理事国提交,“要求各方在斋月立即停火,从而实现永久可持续停火,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要求扩大人道主义援助,加强对平民的保护,消除大规模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所有障碍”。
《解放报》分析指出正是这些没有否决权的国家,此前常常无奈地看着常任理事国这些 "大国",尤其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阻止影响其利益或其盟友的文本。而法国和英国是另外两个拥有否决权的国家,他们呼吁改革否决权,但自 1989 年以来他们从未使用过。
美国寻求平衡
《解放报》评论写到美国总统拜登在以哈问题上寻求平衡,以色列总理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要求停火协议感到恼火,他希望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好,内塔尼亚胡也不在乎与拜登的关系。
美国则一方公开批评加沙战争的同时,白宫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拜登或将对此付出重要政治代价。
自从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发动要毁灭哈马斯的战斗,现在国际对其支持越来越少,该报强调如果没有美国大量提供武器,以色列也无法对加沙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轰炸。不过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华盛顿提出的对加沙进行人道救助置若罔闻,让白宫愤怒。
目前拜登政府仍拒绝限制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而加拿大、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日本等国已宣布暂停与以色列进行所有新军事交易。
以色列在国际上孤立
蒙田学院特别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在《回声报上》撰文,认为外交政策问题在选举中起到作用不大,就像乌克兰战争可能会影响 6 月份的欧洲大选?拜登是否会在 11 月失去民主党人中犹太裔的选票?
顾问莫伊西认为,国际上对以色列的支持在减少,华盛顿向以色列施加压加强,加沙战争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以色列在世界上的孤立,以色列以保卫自己和重建国家的合理愿望反击10月7日发生的大屠杀,现在可能已经逐渐转变为复仇,这可能会给居住在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带来不良后果。
顾问莫伊西认为加沙战争非但没有证明两国解决方案的不现实性,反而可能是别无的选择,就如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使北约摆脱了 "脑残状态",加沙战争是否会将对立双方推向唯一可能的妥协?
法国提升反恐安全警戒级别至最高
现在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还不到百天的时间,在莫斯科郊区一家音乐厅发生严重恐袭后,法国提升反恐警戒级别到"紧急"最高级别。
《费加罗报》头版刊登法国内政部长专访指出,法国面临恐袭风险,外部威胁死灰复燃,法国提高警戒严防极端伊斯兰组织。
该报评论指出由于法国历届政府对移民政策不利和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加深,在法国领土上形成了反社会势力,他们利用走私毒品等犯罪活动扩大影响力,并且受到来自外国的财政支持,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利用法国的弱点变得强大,如果法国不采取措施,情况只会更加恶化。
《回声报》报道欧洲大型电器市场受到来自中国产品的竞争,开始裁员进行调整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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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割席?23条立法后西方社会将令香港“孤岛化”
自由亚洲
在基本法23条立法后,官员告诉你可以“无后顾之忧,全力拼经济”,但在中环核心商业区却看到另一个景象:大量租用一级商厦的金融服务行业正在退租: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近律师行正减少承租中环历山大厦一个楼层,欧华律师行已把位于交易广场的租用面积减少约5000方尺。对金融界更震撼的是美国最大金融机构美国银行,传出将缩细其香港总部的部分写字楼面积,涉及放弃中环长江中心其中一层半的办公楼面,楼面面积高达三万平方尺,仅保留需要接见客户的员工继续办公,其馀把后勤员工调迁至远离核心商业区的葵涌九龙贸易中心。
由“中环人”变成到葵涌工业区返工,我没有地区“歧视”,但单是看尺租就已经相差五倍,假设租回相同面积,美银每年就可以节省四千三百万元的额外开支,这在香港今天IPO市场正是一潭死水之际,这是商界合理部署,而且既然美银走得、其他大银行投行一样可以照样有样学样。
有很多评论认为,基本法23条立法加速,目的是为了让外国政府及观察家措手不及,从而避免受到批评。如果是这样,这个策略就是失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罕见即日发表声明,称这项措施不符合国际法,是香港人权的一大倒退。欧盟警告称,这可能会威胁香港作为全球商业中心的地位。英国表示,这将损害市民的权利和自由。
国际社会对23条投下不信任票
除了政界,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彭博、纽约时报以至经济学人,这些对西方政商界有巨大影响力的媒体,连日来发布大量评论及新闻报道,都是对23条立法作出负面批评,标题是“外企高管忧心忡忡”、“中国增强对香港控制”、“香港还会是金融中心吗?”、“外资以新加坡作Plan B应对”、评论都是一针见血指出,新法的内容包括对危及国家安全的境外干预行为处以重罚,并将管有或披露所谓“国家秘密”相关行为列为罪行,有外企高管表明,这些措施可能会降低香港对国际商界的吸引力。
在港企业增加了政治风险成本
尽管政府官员不断强调对营商环境没有影响,但即使对一些亲政府的企业或金融机构,最显而易见的是即时增加了所有企业的合规成本:因为对“国家秘密”定义的刻意含糊及将“境外势力”泛指任何“国际组织”,日后企业经营的任何决定,包括选择商业合作夥伴、寻找新的资金引入股东,甚至简单如聘请一名初级员工,都要对对方身分进行背景审查,包括对方会否构成任何程度的国安风险,这些都是营商新的合规成本。
香港德国商会:高管更难理解香港与中国有何差别
对外资来说影响更加显著,有律师行、顾问公司及对冲基金更新应变计划和寻求法律意见。有顾问公司高层表示,因为数据安全的担忧,一些公司将香港视为与中国一样,将香港团队与其他部门的资讯隔绝。有对冲基金希望留在香港,但新加坡将是备用计划。香港德国商会说,由于认为存在风险,企业今后可能会避免从事某些活动,并表示外国总部的高管将更难理解香港到底与中国其他地方有何不同。
面对西方社会的猛烈批评,特区政府只懂以一招反驳:“抹黑”,却从未真心去解决外资营运上实际遇到的不安与困难,恐怕这种选择与西方全面割席的处理手法,只会加速外资的不信任,最终结果是加快撤离。
香港主权评级势被下调
而真正重点是未来数月,西方政府及商界会否做出一些实际行动?去年12月穆迪首次针对《港区国安法》实施和选举制度作出改变,提出成为香港制度的负面看法为理由,将香港评级展望降至负面,今次通过23条后穆迪就有大条道理将香港信贷评级正式下调,而其他国际评级机构,亦好大机会以23条为主权降级藉口,这样不单会增加企业借贷成本,连特区政府每年发行过千亿债券,亦势必负上更沉重利息。
当然,另一项必然发生是西方政府的反应选项,是可能扩大制裁名单,包括负责立法官员及立法会议员,据报包括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及15名法案委员会成员,已做好被制裁的准备,包括安排好资产处理,部分人短期内将避免踏足美国。而美国政府相信亦会加快取消驻美经贸办目前几乎等同大使馆的特殊地位,甚是收回因应97回归订立的《香港关系法》,取消香港在贸易、投资、旅游等便利,直接将香港和内地城市看齐。
同一时间美国国会及行政中国委员会(CECC)去信国务卿布林肯,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具体行动保护美资机构,加强制裁香港官员,又指23条通过后,现时美国的第二级访港旅游警示并不足够。
提高旅游警示比制裁影响更深远
这个旅游警示的提升,影响可能比其他制裁行动影响更深远。现时美国对访港旅游警示仍然维持四级当中的第二级“加强预警”,但其实早在2022年3月,美国对香港的旅游警示曾升至最高的第4级“切勿前往”,原因除了疫情香港全面封关外,亦指香港《港区国安法》的实施,严重威胁香港境内、外人士的言论自由,美国公民若公开批评中国面临刑责风险更高。美国在港员工很多都因为旅游警示升级要离开香港,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儒瑞去年就称,过去两年共有15000名美国人决定离港,占在港美国公民人数多达两成。
这个第四级别的旅游警示,直至去年中才获得转变,调低至第二级的“提高警觉”,但仍指美国公民在港应注意格外注意任意执法的风险。布林肯已表态谴责23条立法恐吓、骚扰和限制美国公民和香港市民言论自由,又指条例含糊,实施将可能违反中国维持高度自治的承诺,破坏“一国两制”框架,并损害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声誉。有很大理由相信美国政府很快就会再度提升对港的旅游警示级别。
而眼前最快采取行动的是澳洲政府,在上周五更新访港旅游警示,虽然维持第四级中第二级的“保持高度警戒”,但内容更新了23条立法相关资讯,包括描述香港有“严格且可空泛诠释的国家安全法律”,访港旅客可能会无意中触犯法律,并在没有受到落案的情况下被拘留,并被拒绝会见律师。台湾政府亦提醒公民,赴港风险增加、“毋须意图亦可触犯法例”。
很明显对外国公民来说,提升旅游警示是会否远赴当地工作旅行留学的重要考虑因素,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本身的旅游或人身保险可能会失去保障,这已经是超出任何政治或经济考虑因素。正如《华尔街日报》日前就以社论“香港大倒退”为标题,正是形容23条通过后香港变得更危险,又在文末提醒公民“去香港会有危险”。
中央对23条立法后有高度信心,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更形容香港人要有“零起点”思维。但在今天的香港几乎已经与西方社会完全割席,过去“食四方饭”的超级联系人角色不复在,这又是否“归零”?这对特区官员来说又成了另一难题:23条立法后一切政治障碍已全面扫平,要交出一分“香港复常”的成绩表,已不能归咎“乱港势力”,恐怕这才是他们真正考验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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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5 March 2024
《基本法》二十三条生效后 留在香港的人如何应对双国安法律?
备受争议的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生效,加上已实施近四年的《香港国安法》,香港从一国两制变成实施双国安法律的地方。港府称在"双国安法律"和"已完善的选举制度"下,香港变得更安全,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港府的说法是否能普遍反映港人的想法?目前港人生活是否出现变化?而留下来的港人又如何应对?
《基本法》二十三条周六(3月23日)在香港生效,全球多国的港人团体均举办集会游行反对立法,但在香港却没有相关的活动。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周一(3月25日)出席电台节目,再谈二十三条,重申《基本法》二十三条只针对很少数人,没有动机收紧港人的表达空间,市民有意见可以提出,强调有言论自由是香港的优势,新闻界不用过份担心。
林定国:“新闻界的朋友絶对不用担心一些真诚的新闻工作,会受到任何的限制,反而我是鼓励新闻自由,有时候你报道一些对香港不友善的言论是很重要,知己知彼,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敌人如何看,让我们能想出应对的方法,也让港人知道别人对我们不友善,可以提高警觉。”
虽然港府派定心丸,但“二十三条”已成为港人新的禁语和敏感词。化名钱先生的香港媒体人表示,以往港府订立新法律,很容易做街访收集市民意见,现在问港人如何看二十三条是很难的事。钱先生表示,作为媒体人,看到二十三条的立法来势汹汹,有一定的心理压力。
钱先生:“这次立法那麽急,是有种暴风雨来临前的感觉,说没有压力也是骗你的。但现在还继续做媒体,就有心理准备,会不停评估风险,会按专业做判断,做应该做的事。”
曾参与反送中港人:坚持底线 不融入大湾区 不丢《苹果日报》
曾参加反送中运动的港人田小姐表示,不公开反对二十三条,是因为说了没有用,而且一定会惹祸上身,又说,《香港国安法》再加二十三条,自己和周遭的人,在公开场合的言行会更加小心。
田小姐:“二十三条有很多招可以抓你,不会没有自我审查。像前两天在公司,同事们小休时在看新闻,有人说了一句批评李家超外表的话,另一个人马上警告,说通过二十三条了,小心犯法,大家就马上沉默,这种自我审查是很不理想,但大家都会做,唯一可幸的是,我们还知道这种审查是不对,还没有像大陆人完全接受。”
田小姐表示,身边不少人已融入大湾区,假日会到深圳消费,但她会坚持不到深圳消费、不丢掉2019年的抗争文宣和《苹果日报》,作为自己坚守自由的底线。
港人慨叹港人间互信遭破坏 生活要有所妥协感无奈
2003年曾上街反对二十三条立法的周女士表示,对二十三条通过,内心有种难以形容的无奈感。但要在香港生活,要有一定的妥协,不仅不会公开反对政府,连对朋友也不敢说真心话。
周女士:“以前常常有朋友聚会,每次十几个人一起吃饭聊天很开心,现在我不会去了,也不会请人来家吃饭,因为我不知道一起吃饭的人,是不是都可靠可信,不会举报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因说错什麽话有麻烦,怕东怕西不如不见面。知道立二十三条后,我已丢掉《苹果日报》,也会考虑放假改到深圳旅游消费,以免被别人标签,说我是软对抗政府。”
周女士的丈夫徐先生表示,生活上会有一点妥协,但会继续在油管听海外批评政府的节目,也会抱着不想帮港府搞好经济,才到大陆消费的心态,用新方法表达自己对现状的不满。
二十三条立法日港人北上深圳创新高 评论:是“软对抗”的新方法
根据港府的出入境统计数据,在《基本法》二十三条通过的周六,香港有超过四十万人次出境,北上的人超过三十一万人次,佔当天离境近八成,两个数字均创今年的新高。
时事评论员桑普表示,通过二十三条是中共对港人自由的进一步打压,部份人因怕不敢表达意见和自我审查,也可以理解。但他表示,没有公开反对,或到深圳游,并一定不代表港人已变质,也可能是软对抗的新方法。
桑普:“黄丝(支持民主的港人代号)到深圳消费是为什么呢?你看到二十三条不适用于深圳,只是用在香港,他们(黄丝)去那边坐在罗湖商业城,可以大骂李家超、大骂邓炳强,骂一骂中联办在深圳是没事的,但在香港是有事的,在香港骂李家超会说你煽动对港府的仇恨。由此可见香港那个恶法的罗网编得比深圳更密,他们觉得在深圳比香港其实更自由,起码是有假性的自由。”
桑普表示,还有不少留港的人在坚持,例如继续写信给因政治迫害被关押的人,旁听他们的审讯,或用不合作不微笑,应对港府唱好香港的行动,把反对的声音转化为日常生活的对抗,又说,近期在香港举办的移民讲座出现爆满的情况,反映23条通过后,不少港人有移民的计划,希望身处海外的港人,继续就香港议题发声,让国际社会为港人提供帮助。
记者:陈子非 责编:许书婷、嘉远 网编: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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